1996年的崔永元凭借主持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而名噪一时，但后来的抑郁症更让人们记住他的名字。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一直流传一个笑话：一看见白岩松的脸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了，但回过头一看崔永元的脸，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屏幕上幽默的人往往现实中并非如此，英国的憨豆先生有抑郁症，葛优有惧飞症，周星驰生活中也不苟言笑。得了抑郁症的崔永元，似乎才展露了自己性格的真实面，2004年拍《电影传奇》、监制老电影歌曲专辑《宁死不屈》。

　　今年正值长征70周年，3月小崔又发起了一个“我的长征”大型电视真人秀行动。关于“我的长征”，崔永元究竟想通过它做什么？也许从电视节目中人们能略知一二，但真实情况怎样呢？小崔在长征路上想什么，做什么呢？

　　“开始，

　　我就是想出出城里人的丑”

　　5月份，队伍从江西瑞金出发，8月到达遵义。日前，大部队已抵达贵阳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崔永元不喜欢“我的长征”被称为“真人秀”，不是不喜欢“秀”这个字，而是因为他研究过很多“真人秀”节目，认为它们“都有摆布的嫌疑，但‘我的长征’没有摆布”。

　　据崔永元的测试，队伍出发前，队员们对长征的知识仅限于“二万五”、“雪山草地”、“草根树皮”等几个词，大多数人对长征并不了解。最初小崔是成心想出这些城里人的丑，他当时暗暗有两个极端的想法：“如果你说，我每天要洗热水澡，你可以走了；说我身上不能脏或是不能晒黑，你也可以走了”。

　　最初，他经常用这样的话刺激队员：“要是韩国人走在这条路上会怎么样？要是日本人走在这条路上会怎么样？如果3个团队一起走会怎么样？”在他看来，前两个月，如果组织韩国人、日本人与中国人一起走，绝对是中国人的队伍最差。“但现在就难说了，我现在觉得我们挺棒的。”

　　26人的队伍里有50岁的国家干部，有高中生、大学生，有护士、研究人员、农民、自由职业者。没有到他预想的六个月、八个月，这个队伍的思想已在不断地改变。“比如4个大学生，爬雪山的时候，供氧不足，他们会想，当年前后左右是不是全是人啊？他们背着重机枪是怎么爬上来的？那时候漫天飞雪，现在都是绿草地，氧气还多一点。我们晚上坐一起聊，他们当时为什么不逃呢？怎么有这个信念？当时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有10万人，浩浩荡荡，到后来剩3万多了，过完草地就剩下1万多了。你说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吃饱饭，现在能不能吃饱也已经知道了，所有想法都给你印证了，那时候就是信念了。我觉得他们这么触摸历史，这样想问题，他们不那么浅薄了。”

　　“长征应该变成

　　中国人的成人礼”

　　小崔觉得，长征应该变成中国人的成人礼，每年都让年轻人走一次，不管走多远，至少可以磨练一下意志品质。“起码可以把男人炼成男人，而不是小白脸。我们这民族现在不缺乏小白脸而是缺乏汉子。”于是有网友突发奇想：“比如让陈凯歌从瑞金走到延安，丫再也不敢拍什么《无极》了；让余秋雨从瑞金走到延安，丫再也不嚷嚷什么文化苦旅了；让中国足球队从瑞金走到延安，中途反复爬八次雪山，下山后一定能2比0战胜马尔代夫；让郭敬明、花儿乐队从瑞金走到延安，看他们还明白不明白什么叫抄袭；如果宋柯说让李宇春从瑞金走到延安就给她出一张信天游风格的专辑《长征九十九道弯》，看她走不走？不过估计后面会跟着一万多只玉米，每个人手里都捧着防晒霜……”

　　据小崔考证，吉尼斯也有它对长征的观点：大部队集体行军最长距离。“我不觉得长征的政治符号意义那么强，我认为这是共和国的搬迁行动，搬迁了那么远，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国家，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或者我对小朋友谈：你们不是喜欢蹦极吗？我带你们玩去。从江西走到甘肃，中间要翻五座雪山，要走180公里的草地，你敢不敢玩？把长征当极限运动也行。”

　　作为节目制片人和代言人，他要往返于北京和长征路的两端，虽然路走得不是最多，但长征的书看得却是最多。路上一些历史细节尤为发人深省。“比如为什么跟着共产党，教科书上说是为了北上抗日。但是我们采访的老红军，基本上都说，吃不饱饭，跟着红军有饭吃就这样出来了。当然在行走的过程中，才逐渐有了革命觉悟。”

　　“最难以接受的一次死亡，是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崖大战失利以后，要重翻夹金山。这时候有1000多个伤兵，肯定翻不过去。我自己翻过夹金山，我知道，自己都过不去了，更别提带这些伤员。红军政委就给他们做工作，说如果国民党要虐待你们，杀害你们，你们要据理力争。然后红军就走了，军中哭声一片，包括张国焘等，都是嚎啕大哭。当时，有的躺在地上的就是亲爸爸、亲兄弟，也没有办法带走。我接受战场上的死亡，但这是最让我不可接受的死亡。”

　　（下转A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