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杭州下岗工人洪国才创办了大家失物招领公司，据说当时在国内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公司开张后不到4个月已经亏了7000多元，到2003年底时据说已难以经营下去。

　　已经过去了3年多，这家有偿失物招领公司还存在吗？记者找到它以前的办公地点，却不见其踪影，难道已经自生自灭了？于是又拨打了该公司以前公布的电话号码，居然通了……

　　整个公司只剩光杆司令

　　11月22日，记者来到了洪国才电话里说的新地址——文二路8号，推开挂有“大家失物招领公司”牌子的房门。里面除了一张办公桌外，其他都是堆砌的杂物，光钱包就有满满两箱子，不知道底细的人还以为是卖钱包的小商贩呢。

　　整个办公室里就洪国才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盘算着帐目。整张桌上除了两部电话和账本外，还是钱包，每个上面都有特定的编号，看样子应该是拣来的失物。

　　“现在公司就你一个人吗？”记者问道。

　　洪国才说：“恩，去年3月份的时候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发不起另外一个人的工资啊。”

　　这个光杆司令的回答，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难以经营的现状。

　　“那你的公司这几年来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记者再次问道。

　　“还是赚了点，但是只够维持一下而已。”洪国才笑得很灿烂。

　　这个回答多少还是出乎意料的。

　　洪国才把赚钱的原因归结为一点：经营有方。“在我办起有偿失物招领公司之后，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过有20多个城市也有人开这样公司。”洪国才拿其他城市的例子作比较，“深圳这个城市的经济环境也蛮适合的，有人专门租了写字楼做办公室，在出租车上做广告，在网站上征集失物，这些做法都是增加成本开销。”洪国才说，全国大多有偿失物招领公司都关门了，这些人把“报失业”前景看得太好，想要在几个月内赚到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行业只有一个很小的面包，如果想像成一个大蛋糕来吃，那最后肯定要失望的。”洪国才称他办这类公司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根本没想过有偿失物招领能赚大钱。

　　千名线人提供“货源”

　　洪国才习惯把手上的人力资源称为“线人”。“杭州近50%的环卫工人、园林工人跟我这里都有联系。”洪国才说刚成立公司那时，他挨个跑了20来家环卫所，先是和单位领导见面，然后再一层一层找到最基层的环卫工人，请他们拣到东西尽量交到他这边，会有一定的金额奖励。

　　洪国才还把目光瞄准了拾荒者。“一看到他们，就直接发名片，到目前为止已经发了上万张名片了，这个办法尽管笨点，但最直接有效。”

　　正是这群“线人”构成了一张拾物大网，保证了“货源”，几乎每天都有东西送过来。“环卫工人、拾荒者大多是没有手机的，拣到东西后往往用公用电话找我，然后我直接出门去拿东西，由于联系起来不是很方便，有时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洪国才说，每件“货物”的成本价一般是10元至50元，就是说不论能不能找到失主，他将提前支付这笔费用给拣到者。

　　根据洪国才的统计，环卫工人拣到钱包最多的地方，主要在汽车东站、文教区和武林商区。

　　据透露，2003年的时候大家失物招领公司是亏损的，2004年正好持平，2005年开始盈利赚了两三万元，2006年总体情况与2005年差不多。而这两三万元的盈利是除去办公室租金、拣到者的奖励、每月四五百元的通讯费和交通费的净利润。

　　奔驰车主为钥匙来道谢

　　洪国才办公桌上有个帐本，上面记载着所有失物的名称、失主名字和代码，代码已经标到了6544，这意味着他手上的失物已经达6500多件。那么，失主领回去的失物有多少呢？洪国才说已经达到80％。

　　“前几年，是失物多得堆得整个房间到处都是，领回去的却很少。今年正好相反，领回率高，失物却少。”洪国才嘴巴上说这与杭州的治安环境提高有关系，但记者却在细处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从账本上来，前几年的失物种类很杂，但到了近一两年，失物似乎变得“单调”，主要就是身份证、银行卡之类的东西。

　　“现在我这边只收有线索的东西，例如银行卡、身份证、会员卡、证书驾照之类的东西，这些有名有姓的失主容易找，一旦联系上，都愿意来拿回去。有些失主就算已经补办了证件，还是担心作废的身份证、银行卡被别人用作他途。像钥匙这类的东西，我只能暂且不收，尽管我也明白失主丢失后很着急，可我总不至于为串钥匙去报纸上登个广告吧？”

　　但也有例外，今年7月的一把钥匙让洪国才赚了一笔。那天一个环卫工人拎了一把奔驰车的钥匙。洪国才根据线索联系上了这位富阳的失主，挂了电话后不到一个小时，失主就开着车子找上门了。失主说，再配把钥匙就要上千块钱，于是二话不说，扔下800元钱作酬劳，其中500元奖励了那位环卫工人。

　　领证价从三十涨到五十

　　对于奔驰车主来说，付出几百元当然是值得的，但绝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偏贵了。记者对照了现在的价目表，其中身份证的领回价格为50元至60元，普通银行卡的价格是20元至60元，最贵的就属学位证书之类的了，领回价格达100元。

　　丢了东西适当酬谢拣到者的确应该，但这么高的价格人家能够接受吗？洪国才说，80%的领回率其实已表明了大家的接受程度。“你现在看到的价格其实已经上调过一次了，以前稍微便宜点，如身份证的收费以前是30元左右，现在是50元。关键是现在补证的价格上调了，我才适当调整了一下，补办一张身份证的价格是40元，加快80元；银行卡中，广发卡的补办费用最高，是80元；学位证书这类是根本没办法补办的。”

　　有些失主着急的并不是那些证件或银行卡。前几天，一位钱包失主告诉他，钱包里那些银行卡都不要了，因为已经挂失了，身份证也快补办出来了。“我只要钱包里面的几张黑白照片，那是我小时候的，丢了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洪国才说这样的失主也遇上了不少，只是收费标准内没有定得这么详细，所以价格比较难定，一般让失主出个拣到者的奖励费和通讯费也就算了。

　　“归还是前提，收费是其次的。”洪国才一直强调这句话，他说一般对来拿失物的都会给打个折什么的。他说，上次有个学生来领失物，钱包里有一张身份证和两张银行卡。“一共收了他50块钱，最后还补贴了他车费。对于学生和低保户来说，能免就尽量给人家免去。”

　　那么，失物报酬收费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吗？洪国才说，他曾去物价局审批过价格，但物价局的工作人员说，目前国内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尺度，靠行业自律。于是，洪国才的这份收费标准上并没有盖上物价局的公章，但他注明了一点：价格随行业自律……

　　最大一笔业务是找祖坟

　　2003年9月，洪国才接到一位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要求洪国才为他找父亲的坟墓。两人还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丁先生委托洪国才寻找先父的墓地，墓地找到后并经过确认，丁先生支付人民币1万元。如果实在找不到，酬金不付，丁先生不能责怪洪国才。丁先生说其父坟好像在杨家牌楼附近。他同时告诉寻物公司，他有一个亲哥哥，从小过继给人家，姓杨。以前住在司马渡巷，没有联系过。

　　尽管不是找失物，但这么一个大单实属少见。洪国才说，杨家牌楼一带有两万多个坟，他们都跑遍了。那几天，满脑子都是坟地，有时看到路边一个土堆，也要去看一眼。

　　在找祖坟的同时，寻物公司找到了杨先生。杨先生说，小时候去过父亲坟地一次，位置大概在西溪路新凉亭附近，具体位置也不知道。于是，寻物公司转移战场，沿西溪路的山上找坟地，并发动当地的农民找坟。终于在青春宝公司附近的一个山上找到了。

　　可最后在支付酬款时发生了纠纷，最后法院判给洪国才6000元。这笔收费是开公司来最高的。

　　洪国才除了帮人找坟以外，还寻过丢车主人。今年夏天，洪国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在打铁关小区附近停着一辆桑塔纳，一直没有开走，小区登报纸希望车主尽早开走。洪国才当时就怀疑这是贼开到小区门口后自己跑了。于是，他专程跑了过去，果然被他发现在车锁处有被撬的痕迹。

　　给失车找主人是洪国才的专长，他通过车牌号这个线索马上联系上了车主。这次寻车主的收入也有1000元。洪国才说，像这种上千元的酬金三年里也只做过两笔。

　　预警：现在是丢东西高峰

　　有人曾这么担忧，寻物公司会不会成为小偷销赃的一个去处呢？洪国才说自己把关很严：“不可否认，很多环卫工人拣到的东西都是小偷扔掉的，小偷偷了钱财以后，钱包和证件都是没用的，所以都会找个偏僻的垃圾筒扔了，而见到这些被扔到的物品的都是我的‘线人’。”

　　洪国才说自己还有一套遗失预警内容，“丢物品的人见多了，也总结出了不少经验，就与警方发预警一样：每年的10月至4月是丢东西的高峰期，尤其是高校女生。”

　　“每年这个时候，我这里的失物90％是钱包，从钱包里的证件来看，90％是女士，其中高校女学生最多。”洪国才说，冬天大家穿的衣服很多，小偷下手都不太容易发觉，再加上这段日子，商场活动、过年购物等外出活动、消费的几率很高，小偷下手的机会也增加了，像还在读书的高校女学生，社会经验比较少，更加容易被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