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生命里经过，一路上都有时隐时现的背景音乐，只是我们都忘了。

　　台湾知名乐评人马世芳的这本《地下乡愁蓝调》，却让人时时陷入对那些青涩时光的追忆。

　　这是一本出生于七十年代的乐评集。但剥开它的音乐外衣，才发现，它原来是一部往事纪念册。

　　原来那么多人的青春期都那样相似：听披头士，迷列侬，去“伍德斯托克”踩烂泥，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看一眼THE DOORS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的坟墓，凭吊这个永远被冻结在二十七岁不会老的偶像，和马世芳一样恨自己生不逢时，不出生在那个摇滚乐似乎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年代……

　　现在，那些安慰过我们的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的背景音乐都来了。

　　再沉溺一次，在这也许我们还尚未终止的，愤世嫉俗、不顾一切的青春期。

　　马世芳，两岸的文艺青年听到这个名字，都会眼睛发亮

　　马世芳被称为“台湾最后一个文艺青年”，他的工作涉及写作、电台、网络、独立唱片多个领域，是《列侬回忆》的策划人及翻译者。两岸的文艺青年听到这个名字，都会眼睛发亮。

　　他从小在西洋流行音乐的榜单上涂鸦，而自家的客厅就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集会场所。一九八一年，胡德夫、杨祖珺因“美丽岛事件”远离歌坛、各奔东西，“民歌运动”即将走到尽头。而罗大佑、苏芮、李宗盛、张艾嘉等人的崭露头角，又暗示着台湾乐坛的巅峰已在不远处招手。因为作家父亲和广播人母亲的缘故，他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见过了日后风靡华语乐坛的歌手最年轻的时候。

　　他从小喜欢写作，九岁开始做广播，十五岁时候因为披头士的一张精选辑迷上老摇滚，并梦想以文字和音乐为生。

　　现在的他除了持续撰写杂文、专栏与音乐文字，还创办音乐社群网站“五四三音乐站music543.com”，从事独立音乐发行事业，多次获台湾金曲奖与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肯定。而这本《地下乡愁蓝调》在台湾出版后，就入选《诚品好读》选书单、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入围金鼎奖“最佳文学语文类图书奖”。

　　迟早有一天，马世芳会带我在牯岭街淘黑胶，而我会带他去广州的岗顶、上海的大自鸣钟、北京的新街口……

　　马世芳的文字很好读。他在写自己的青春，但他又不单在写自己，文字的背后有更恢宏和澎湃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思念和追忆，就尤其显得可贵。

　　他写的这些音乐，六十年代的摇滚，七十年代的台湾民歌。他说自己整整“晚出生”了十年，那个集体的青春期在他还没出生就结束了。可是他把这个原来属于上一辈人的青春记忆，感同身受记录下来。

　　大陆著名乐评人张晓舟这样说：我们曾通过杨德昌和蔡明亮去了解隔岸的牯岭街少年和青少年哪咤。现在马世芳又掏出一份有血有肉有骨有气的个人成长史和时代鉴证书，并砰然打开每一位读者的音乐成长记忆之门。难免会让人联想到大陆“打口的一代”，或许迟早有一天，马世芳会带我在牯岭街淘黑胶，而我会带他去广州的岗顶、上海的大自鸣钟、北京的新街口……这本书像大河一样延伸，终将激起两岸对话的浪花。

　　这一段，难道还不足够让你热泪盈眶吗？

　　

　　【节选】

　　那时候的音乐人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十岁。全校小学生去阳明山郊游，我走在山路上，有些累了，吹着风，想找首歌替自己打气，便唱起了李建复的《渔樵问答》：

　　

　　喝一杯竹叶青／唱一声水花红

　　道什么古来今／沉醉嘛付东风……

　　

　　老师说：马世芳，你怎么这么来劲啊，唱的这是什么歌呀。我便害羞地住嘴了。

　　二十四年后，为了制作“天水乐集”的复刻版专辑，重听这首歌的录音，蓝调吉他、梆笛与弦乐呼应交响，李建复的声嗓清澈嘹亮，编曲的创意与成熟令我惊诧不已。

　　当年的制作人李寿全回顾那张专辑，有感而发：“如果现在才要做，大概就不会做了。”七十年代以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回首三十年来几波创作歌曲的风潮，其中最动人的作品，多少都是从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里发生的：七十年代中期“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八○年代初期罗大佑的摇滚黑潮，八○年代后期林立的音乐工作室和轰动一时的“新母语歌”运动、九○年代由魔岩和独立厂牌带起来的民谣摇滚、原住民音乐和另类摇滚——这些音乐的火种，都是老早就在酝酿，只等适当的时机“从地下转进地上”——只要土壤是丰沃的，我们便有“百花齐放”的条件。

　　杨弦在一九七五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的母亲陶晓清还不到三十岁。她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卖得比谁都好，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是我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的时代，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我家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

　　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那些歌手几乎都还在念大学，我每次叫叔叔阿姨，他们往往露出不习惯的尴尬样。我的同学知道家里经常有歌手出没，纷纷叫我替他们要签名，我觉得丢脸死了。不过倒是有一张李建复亲笔签名的《龙的传人》唱片现在还留着，上书“给马世芳小朋友”。

　　我记得李宗盛最爱讲笑话、王梦麟最爱骂脏话、郑怡性子最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姊头。那些年轻人经常恋爱或失恋，有时候唱着新写好的歌，唱到一半还会哭起来。那个年头的“民歌手”，几乎没有人想过要靠唱歌营生，写歌录唱片也是几千块钱就傻傻地卖断了。而且无论有多红、唱片多畅销，一旦和求学就业计划抵触，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告别乐坛。

　　后来，在“民歌”渐渐没落，卡拉OK和KTV还来不及发明的时代，最厉害的那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齐豫、潘越云、陈淑桦、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罗武、赵传、陈升、林强……八○年代“滚石”全盛期的每张唱片，几乎都是一种新观念、一片新天地。那真是一段“太平盛世”的黄金岁月。

　　在漫长绵延、景气起伏不定的八○年代，流行音乐脱去了民歌时期的天真青涩，化身为整个社会的发声筒，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和青年人的狂傲梦想一块儿入了歌：苏芮的《一样的月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张艾嘉的《忙与盲》、陈淑桦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陈雷的《风真透》、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每一首歌，都是一块社会的切片，这是一个和七○年代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色彩、节奏和情绪。就连彼时初兴、锁定年轻男女的偶像歌手，都充满了日系的摩登风情：杨林、林慧萍、方文琳、伊能静、红唇族、城市少女（多么理直气壮的团名啊），当然还有轰动一时的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因为这样的艺名，她俩拍照时非得一个傻笑、一个装苦脸）。

　　最难忘的，当然还是罗大佑。一九八四年的最后一天，罗大佑在还没被烧掉的“中华体育馆”办演唱会。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国中，自觉不再是“小朋友”，于是努力要装出世故的表情，跟着满屋子大人大喊、拍手。罗大佑仍然是招牌的黑衣墨镜爆炸头，配一双白得刺眼的阿迪达斯球鞋。唱完最后一首歌，他把手上的铃鼓远远一扔，台下掀起一阵尖叫，上百双手高高伸出去。那只在空中旋转着划出一道漂亮弧线的铃鼓，是那一夜最鲜明的画面。办完这场演唱会后不久，精疲力竭的罗大佑离开台湾，暂别歌坛。他再度回来开“音乐工厂”的时候，台湾已经戒严，世界变得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