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5月28日，他自北京飞至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并乘车来到绍兴。他去了鲁迅故居，带着那本1968年版的被翻译成土耳其语的《呐喊》。“不过我只读过他的短篇，长篇的还没。”他有点害羞地笑，“我很喜欢《呐喊》，也读过《狂人日记》。”晚上在绍兴文理学院的演讲里，对着报告厅满满当当的学生，他回答本报记者“每天写日记的您今天会写些什么呢”时有点激动地讲：“我会在日记里写下你们，一直对着我微笑的聪明而可爱的你们。”

　　而昨天，是他全天在杭州的自由活动时间，你也许已经在灵隐寺或者西湖的某一个角落邂逅了这个喜欢微笑和皱眉的高个子。不要怀疑，你邂逅的就是帕慕克！

　　“朋友跟我说，你不是喜欢中国传统书画嘛，那你一定要去江南，那里有保存最完整的书法和国画，所以我就来绍兴和杭州了。刚才我小小地逛了一下绍兴，你们真是幸福，可以生活在这样诗情画意的城市。”

　　喜欢《呐喊》的帕慕克

　　第一站就是鲁迅故居

　　我想，帕慕克肯定也被自己的受欢迎吓了一跳。

　　5月28日晚上7点，帕慕克在绍兴文理学院有一场演讲。报告厅里所有过道的缝隙都挤满了同学们，有很多是中午12点就来占位子。

　　演讲晚了几分钟开始，中午赶到绍兴的帕慕克，行程太满，去了鲁迅故居和兰亭，这会儿连晚饭都没吃上，只来得及吃点儿水果。“他坚持晚饭要到演讲结束九点多再吃，会来点简单的西餐吧，中国菜他不大习惯。”负责陪同的绍兴文理学院的袁老师说。

　　然后，来了来了！

　　在排山倒海的掌声里，帕慕克从侧门走了进来。

　　哦，他那么高，应该足够有一米九，微微弯着身子同每个人微笑。他穿了一件咸菜绿的T恤，很遗憾没八卦到是什么牌子，两枚扣子都扣着。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也相当年轻，看不出是出生于1952年。

　　他用英文演讲。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家庭的帕慕克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小时候在伊斯坦布尔一家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接受英语教育。

　　“要是35年前，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以后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学里有成千上万的热情读者，我肯定会跟他说，那估计是个童话吧。而今天我站在这里，这真的是个美丽的童话。”

　　“动作缓慢”的帕慕克

　　痛苦的是写作前冗长的研究

　　他的演讲题目——《我们究竟是谁？——在卡尔斯与法兰克福》，分享了他对写作和写作意义的理解。在演讲里，他回顾了自己如何写作他的第七本小说《雪》。这个故事发生在法兰克福及土耳其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卡尔斯，他为写作这本小说作了冗长的准备，“我仍然记得自己当初所做的这些不必要的冗长的笔记，就仿佛自己是一个初学者，我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并且自问这样的问题：八十年代电车真的会穿过这个角落吗？事实上，每写一部小说之前，我都会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会去造访那些地方，阅读大量的书籍。尽管实际上最后90%的研究结果并不会进入我的小说，我仍然会进行这样的研究。”

　　帕慕克曾笑称自己是个“动作缓慢”的作家，近四十年来只写出7本小说。他是出了名的“慢工出细活”，《雪》自1999年4月起草，2001年12月完稿，已经算是“快笔”。

　　他谈到他认为小说艺术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日益清晰，那就是回想在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间的‘他人’、‘陌生人’、或‘敌人’问题，或者说，是如何改造这个存在的问题。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能使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物，我们对那个人物的第一个愿望便是希望他能够向我们解释我们是谁。小说艺术奇妙、神奇的规则能够使每个人在作者创作出来的家族、家庭和城市中感到他们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家族、家庭以及城市。它使得技巧高明的写作者能够将自己的故事转化为别人的故事，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来书写。在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别人的生命来进行描写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把其他人的生命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进行书写的机会。”

　　“我希望读了我的小说之后，你们不是去评价某个主人公的好坏，他是好人，他是坏人。我希望你们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你们自己。”

　　经历过地震的帕慕克

　　在书桌下搭了个避难篷

　　帕慕克经历过1999年土耳其的大地震，在汶川发生地震后，他一直通过电视关注地震，25号在北京图书大厦签名义卖包括《我的名字叫红》在内的八种图书共877册，筹得善款23800元，将用于资助在京读书的灾区大学生。

　　在刚在中国出版的文集《别样的色彩》中，他用了两章来描写土耳其的那次大地震。

　　“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人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它摧毁了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这种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那是一场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生命的地震，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了，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一般。地震发生后，我曾到那些灾后现场帮助过别人，这种感情很矛盾，一方面去理解别人的难过，同时为我要见证这些难过。记得天快黑时，我和朋友乘船到安全岛上，我们都有一种负罪感。第二天我就写了那篇文章，写的时候依旧有负罪感，但我还是写了那篇文章，我很高兴通过它来分享大家共同的焦虑。”

　　他还做了很多准备来对抗可能再次袭来的地震。“在那张我伏案写作了二十五年的长书桌一头，我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在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其中有四十年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和使我了解过去地震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我在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篷。为了确信它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砸下来的混凝土砖石，我在几次地震演习中，都按照指示像胎儿在母体内一样躺在那里，以保护我的肾脏。”

　　“十年之前我经历了伊斯坦布尔的大地震，我觉得打动我非常深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我看到了很多人的苦难，很多人死去，但是与这些相比，更打动我的是人们的精神，我们会更加团结，得到心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更加睿智的人，更加了解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