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浙江人喜爱体育，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屡屡被人称道。七年前，上虞人何振梁——这个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推动者，为中国成为奥运会的主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今，跃跃欲试的健儿们正期待着把浙江的名字留在北京的奥林匹克竞技场上。

　　而实际上，浙江人的奥运情结由来已久。这要从上世纪初，一个叫做王正廷的宁波人发起远东体育协会，并成为国际奥委会的第一位中国委员算起。

　　三个浙江人的奥运情

　　1919年，宁波人王正廷正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总干事，热衷于体育事业的他和张伯苓一起，组织发起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担任了理事长一职。由于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王正廷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三年后，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这一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管理硕士学位的宁波人沈嗣良回到了上海，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一职。当时的他没有料到，13年之后，会以另外一个身份再次踏上大洋彼岸的那片土地。

　　同样在这一年，绍兴人宋君复正在美国柯培大学学习，踌躇满志的他决定回国后将致力于他所钟爱的体育事业，为积重难返的旧中国带来一丝生机与活力。

　　三个际遇不同的浙江人，都没有想到13年后，一张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邀请函会将他们与中国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一个人的代表团

　　一边是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另一边是懦弱的“国民政府”，1932年的中国，局势混沌，全国各界要求国民政府组团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呼声高涨。

　　在拒绝了以“伪满洲国”名义参赛之后，1932年7月1日，张学良在出席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典礼时宣布，刘长春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沈嗣良为领队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消息经各大新闻媒体传出后，全国上下顿时群情振奋，爱国救亡的热情空前高涨。

　　决定参赛后，张伯苓急电奥委会，为刘长春办理报名手续，然而报名期限已过。于是，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的王正廷随即通过外交途径和争取国际同情的方式，迫使奥委会撤销了伪满洲国的报名资格，以接纳中国代表团。然而，报名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赴美的经费却仍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外来资助，没有政府补贴，无奈之下，王正廷决定由协进会承担代表团的全部费用5000银元，慷慨解囊的张学良将军也拿出了8000银元支持中国代表团。

　　1932年7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和上海24个团体近两千人在上海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沈嗣良、宋君复、刘长春饯行。起初，刘长春和领队沈嗣良、教练宋君复原定乘坐麦斯开号轮前往美国洛杉矶，因担心刘长春晕船，宋君复亲自掏出36元美金，改乘了比较舒适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

　　7月8日上午，沈嗣良、宋君复、刘长春一行从上海出发了。经过21天的海上颠簸，沈嗣良、宋君复、刘长春一行终于到达了洛杉矶。奥运会于7月30日下午开幕。中国代表团共由六人组成：刘长春执旗前导，宋君复与留美学生沈嗣良、刘雪松、申国权以及美籍华人托平随同步入开幕式会场。

　　刘长春原本报名参加100米、200米、400米跑三个项目的比赛，但因为旅途劳顿，宋君复让他放弃了400 米跑。7月31日，100米、200米跑鸣枪开赛。刘长春的预赛成绩分别位于小组第五名和第六名，均未能取得决赛权。刘长春在自己的日记中不无遗憾地总结说：“失利原因，概航海劳顿，缺少练习所致……”但是，中国人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第一次进军奥运会赛场，已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了。而在整个过程中，几个浙江人功不可没。

　　

　　当年的“神行太保”是宁波人

　　四年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沈嗣良、宋君复等又筹组、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这一次，中国运动员从洛杉矶奥运会时的1人增加到了69人。浙江有6人参加中华体育代表团的工作，王正延任总领队，沈嗣良任总干事，浙江大学教授舒鸿和江良规任助理教练，宋君复任管理，金兆钧为体育考察团团员。舒鸿还担任了篮球决赛裁判。被上海新闻界誉为30年代的神行太保、竞走运动员宁波人周余愚参加了比赛，获得第23名。

　　1948年伦敦奥运会，王正延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总领队。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宋君复任中国篮球队指导前往伦敦参加奥运会，成为旧中国惟一一个参加过 3届奥运会的人。

　　尽管每次都是无果而回，宋君复仍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总有一天，中国人终会站在那个高高的领奖台上。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直到52年之后，自己的愿望才得以实现，而在这届奥运会的冠军榜上，更有着两位浙江老乡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