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麦家文集》一套五本首发。前一天下午，在浙江图书馆的文澜讲坛，麦家和前来捧场的好友阿来有一场题为“文学与杭州”的对话，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作陪。两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一位茅盾文学奖评委，就着一瓶清水，聊起了杭州、创作和自己。

　　11岁时一张杭州地图打通了文学暗道

　　在谈性很高滔滔不绝的阿来和谢有顺面前，麦家延续了一贯的寡言少语，不时陷入沉思，习惯性地用右手捂住半张脸。在边上两人大谈一番故乡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后，麦家有点不服气地来了一句：“我首先肯定比你们更了解浙江。”他又有点无奈：“听了你们华丽的辞藻，滔滔不绝的讨论，我突然觉得我到了失语的状态。但是浙江人特别明智，出两招就知道是不是对手。我今天就不跟你们打，我准备写一篇文章骂你们，放在博客上。一方面是戏言，一方面是真话。其他人的健谈一种是会鼓动你谈，一种是让你彻底不想谈。我属于后面一种。我今天就是带着耳朵进来，把嘴巴关闭。”他再一次略带自嘲地展现了自己的坦率。

　　当然，他很有兴趣分享自己的杭州记忆。在富阳出生，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17岁离家去郑州读军校，毕业后去福州军区，又调到南京军区，后又去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念书，再到拉萨，再到成都。这么多城市走下来，最不了解的却是杭州。

　　对杭州最早的记忆是11岁，父亲带麦家来杭州玩，其实也就是看看西湖。

　　“那时候觉得西湖很像海，童年的印象中一直以为杭州是海边的城市。”在离开杭州的时候，他买了一张杭州地图，那是麦家拥有的第一张地图，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成了他必看的东西。

　　“杭州城是狭长形的，地图上的公交线路纵横交错，这张地图在我脑海里慢慢变成一个棋谱，而杭州就像个巨大的棋盘。围棋是很神秘的，不像象棋各有各的定式，车只能直来直往，马只能跳来跳去，炮必须隔一个才能打。而围棋的每一个子，它的价值可能是零，也能发挥到最大。围棋很神秘，杭州也变得很神秘了。后来我想，围棋其实就是数学，我其实是从数学直接进入了文学，很多人也曾说我的小说里有很多数学公式很难想象。我想是不是杭州地图把我引入了文学，打通了数学和文学的暗道。我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幸福是一种习惯，我从小没养成这种习惯

　　作家福克纳的老师舍伍德·安德森说，作家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然后就可以开始学着写，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端重要的，把它抽出来，虽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却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个墙会坍塌一样。

　　在评论家谢有顺看来，很多文学大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根据地，比如想起阿来就会想起他的阿坝，而尽管麦家的写作方式比较特别，写的是封闭空间里的人和事，但看过《风声》的人都会知道，麦家有意把他的“密室”安放在西湖边。谢有顺说：“这是一个暗号，这样的房子放在苏州也可以，放在海南也可以，之所以放在杭州，也是跟他童年的记忆，那个地图的影响有关系，这就是一个地方对作家的影响。”

　　麦家则表示，与他的写作关系更大的是自己心酸的童年。

　　“我的父亲是一个右派，外公是大地主，爷爷是基督徒，我是1964年出生，出生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头上就是三个大黑帽。我的童年特别的压抑、辛酸。”后来，麦家开始写日记，从14岁写到21岁时就攒了36本，从文字上来看，远远超过了他小说的数量。

　　“你家里的环境不好，别人瞧不起你，跟外界交流的渠道被阻断了。而人天生是有交流的欲望的，你要找出口，我就找到了日记。通过日记宣泄自己内心的痛和内心的期盼。写日记其实就是对着镜子说话，通过写日记将自己的内心拓展，同时也通过写日记，我留下了内心的很多记忆。海明威曾经说过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我觉得我后来的写作和地域的关系不是很大，可能跟我童年辛酸的状态关系很大。有人说你现在也算功成名就了，应该把童年忘了，应该感到幸福，我当时说过一句我很满意的话，我说幸福是一种习惯，我从小没养成这种习惯。”

　　关于作家如何静下来，抵御外界诱惑

　　麦家：“当作家有很多的限制，作家就要沉静下来，孤独起来，孤独才能进入沉思，尤其是写小说的，他是个工匠，他是要刻划的，不像诗人，是心情的宣泄，小说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哪怕有电脑。十万二十万，需要大量时间去铺垫。现在现实生活非常国色天香，很多诱惑会让你离开桌子，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你确实喜欢写作，你需要坚持。坚持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曾经还在墙上贴了一句话：成名前耐得住寂寞，成名后经得起诱惑。我就这么鼓励自己，没有成名就默默地写，多写一点，这部作品没有成名、没有发表继续写。我写了很长时间，在底层写，写了发表不了，放在抽屉了，很多人可能退了几次就不写了，不写干什么，不写不还是要写日记吗？万一有一天发表了呢？后来是发表了，像《暗算》、《风声》一下子改变我的生活状态。写作也成为我一个自我疗伤，让生活安定下来的方式。”

　　

　　

　　关于小说原型

　　麦家：“我小说的人物基本上都没有原型，但《暗算》里有一个瞎子阿炳，他有一个原形。我小时候生活在富阳一个很大的村庄里，有上万人。有一个傻子，甚至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喊，生活自理能力也没有，但他却有一个奇特的功能，就是可以报出别人的父亲、爷爷、奶奶的名字。刚生出来的一个月的小孩，他也知道肯定是谁的小孩。我一直想，这个人很神奇，我想把他写成小说，但如果就这样写，没有什么丰富性，也不过是个只是让你觉得好奇的故事，没什么意思。我想了很长时间，有一天突然想到，如果他不是眼睛看出来的，而是听出来的，虽然眼睛瞎了，但只要对方说一句话，就马上可以听出对方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爷爷奶奶是谁，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我们国家有搞侦听的人，听力奇特，有一天为国家从事侦听工作，作了特殊的贡献，成为了民族的英雄，这就是生活和小说的关系。不是生活的物理反映，而是化学反应。”

　　

　　关于杭州女人

　　问及两位作家对杭州女人的印象。阿来笑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麦家说：“杭州女人首先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姐、中学同学、高中同学，除此之外，认识的杭州女人很少，就是杭州媒体的记者、读者。我是比较腼腆的人，走在大街上是目不斜视，所以杭州的女人见得很少，希望以后有机会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