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一群流放者。一段发囧的历史。来自香椿街的少年漂泊到河流之上，空旷、孤寂……

　　《河岸》，苏童历时三年的新长篇，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一段狂欢与苦难并存的河上与岸上的记忆。

　　在《河岸》里，苏童以往作品里的意象——香椿树街、枫杨树家乡在此团圆了。苏童说，他一直想写关于河流的小说，河流于他，是与内心、血液连接的东西。

　　“《河岸》对我有一种新生感，我想描写荒诞年代的人貌似不荒诞的处境。”

　　《河岸》对我来说是个开始

　　烈士的后代库文轩在“文革”时代，因为烈属的头衔遭到诸多质疑，在被指有作风问题后，剪了自己的阴茎。为了让离开河岸的父亲能和烈士奶奶的纪念碑永远在一起，库文轩的儿子库东亮把象征历史光荣的纪念碑背到了船上，在岸上人的讨伐声中，库文轩投河自尽。

　　故事经由库东亮对残酷青春和灰色记忆的叙述，展现了库文轩父子的荒诞命运，之中夹杂了烈士邓少香和“小铁梅”慧仙的沉浮荣辱，生命的卑微与顽强展露开来。

　　“《河岸》对我来说是个开始。虽然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它对我却有一种新生感。”苏童说，《河岸》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他一直主张的创作观——从别人身边绕过去，从自己身边绕过去的实践，而且把自己清空了，这是一部“自己梦想的作品”。

　　“小说的整个主题不是那么单纯。从‘文革’后期的父子关系开始，从此告别陆地世界，开始一段美好的流动的生活。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是三个半孤儿的故事，他们一直在寻找母亲，寻找家园，当然最重要的是寻找爱。这是我能总结的主题，当然读者会读出其他一些主题，这就是写作与阅读的微妙之处。”

　　河流是有关内心血液的东西

　　写一部关于河流的小说，是苏童由来已久的理想。在散文《河流的秘密》里，他完成了愿望的一小部分。“同河流是一种亲近的感觉，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文学想象，也不是美学的关系。”

　　苏童的父母是现在以出产河豚出名的扬中人，在河流中跑出来，在苏州落户，把家安在苏州的内河边，每天面对着河流。去年苏童在南京的新家，又搬到了长江边。苏童用“阴差阳错”来形容同河流的机缘：“不仅是纯粹的职业化选择，也是和我内心、血液里的东西有关。”

　　几年前苏童带要出国上学的女儿去苏州老家，站在大运河边，没有带任何目的，突然有驳船的船队迎面而来。“许多记忆突然打开了。那一瞬间，我所想的关于河流的表达清晰了。我要写船队，和船上的人。”

　　以往苏童写香椿树街、枫杨树老家，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但这些还不足以达到我需要的程度。”这一次，他“变本加厉”了，“童年、少年对作家一辈子的影响非常巨大。我很赞同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终都会回归到童年。”

　　真正好的语言是没有痕迹的

　　苏童总结《河流》是他写得最为艰难的小说，三易其稿。

　　“第一稿我很得意。虽然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第一句话：‘他不能到岸上去。’我自己非常喜欢。但这个长篇自认为精彩的开头，却不能前进到最后。”那时苏童受邀在德国莱比锡待上三个月，三个月中他完成了七八万字。

　　“很奇怪，在德国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问题。回国后读，读不下去，我怎么写得那么凌乱？”于是全部舍弃。

　　重写后，他又觉得不大好读。“问题出在自己的写作面目、姿态有问题。技术上是第三人称的问题。解决作家内部滋生的问题最痛苦。”煎熬过后尝试用第一人称：“这是我折腾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至少叙述让我自己信服了。”苏童笑说，人称问题其实是他很孩子气的想法：“第一人称已经有了好的文本，就想要第三人称的文本。其实人称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读者对你有这个要求的。后来我把自己解放了。”

　　现在的《河岸》，读来也很有苏童把自己当读者实验感觉到的流畅感。“真正好的小说语言，是没有痕迹的。无声、无形，化于水之中的形态。《红楼梦》的语言是华丽还是朴实，从来不会有人提起。我并不排斥传统的白描或者西化的语言。我自己对此很讲究，不要有痕迹，不要用力。”

　　性处境是人的大处境

　　《河岸》中父亲库文轩因为作风传闻拿了剪刀了断了自己，而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库东亮，在那个年代里，在父亲的变态的监管下，有可怕的性压抑。

　　苏童说，《河岸》中他觉得最艰难的是描写性。

　　“性是非常重大的命题和主题，这没什么少儿不宜的，性处境是人的大处境，我在里面描写了性对人生的挤压，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库文轩对自己极端的这种了断，也是表达主题的需要。性为什么难写？多走一步就是色情，在尺度和分寸把握上很难。”

　　比较意外的是，在《河岸》里，被笑称为“女性问题专家”的苏童只写了一个女性——慧仙，而且是小说行进几万字后才出现，是个配角。“其实更大的挑战是把握男性形象。最主要的还是父子关系。”

　　“说我是女性问题专家我很荣耀，负担也很重，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写作就好像一支船队，不仅是只有一条船。这次主要写男性当然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很可能下一步又是写女性小说，很有可能我慧仙的故事没讲完，就继续讲。”

　　七十年代：荒诞年代的人貌似不荒诞的处境

　　同是讲述七十年代的故事，《河岸》不由让人联想到余华的《兄弟》。

　　“我和余华都是典型的街头少年，我们有共同的天堂，也有共同的梦魇。”苏童回忆第一次和余华见面，在当时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现在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朱伟家里。“我说把余华找来玩玩，那时他在鲁院读书。余华一进来，我就有非常亲近的感觉：我们街上那个孩子来了。”

　　“我和他有相似的关于时代、人的情感记忆。有共同的创作背景和文学训练，表现的内容和风格不太一样，七十年代非常特殊。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接受采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写暴力，是吸引眼球，还是本身有暴力倾向？我记得他说，什么是暴力，这是那时候的家常便饭，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问我，我也会这么回答。”

　　苏童说，一个荒诞年代的荒诞，自然会显露出来，不需要作家来揭露。“写作必须要写出荒诞年代人貌似不荒诞的处境，这是我对那个年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