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言语》节选

　　谢晋 电影创作六十年

　　当您决定走上电影这条路的时候，您家里并不赞成。您能不能谈谈从戏剧转到电影的经过，以及您家里的反应？

　　最早我家里那五百本书里，有本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传记。我从小就想做个发明家，父亲非常高兴，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后来我看过两部爱迪生的传记电影，一部是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的《小爱迪生》（Young Tom Edison），演童年的爱迪生，另一部是《伟人，爱迪生》（Edison the Man），史宾塞·屈赛（Spencer Tracy）演成年的爱迪生。都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看的，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接受抗战时的教育。所有的歌唱队、戏剧队，都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非常激动。中学时代我就开始演话剧。我们中学里就有剧团，演独幕剧，很多都是老师编的戏。大学我念了中国唯一一个戏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这时学校已经从南京搬到四川重庆了。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就待了六年，我的夫人也是四川人，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我们学校有当时全中国最好的老师，我最尊敬的老师包括洪深（1894—1955），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贝克教授（George Pierce Baker, 1866—1935）的学生。我另外一个老师是张骏祥（1910— ），后来当了上海电影局局长，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还有黄佐临（1906—1994），他的女儿是知名的第五代导演黄蜀芹。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受到的很多教导都是西方的。还有一位是焦菊隐先生（1905—1975），是舞台剧《茶馆》的导演，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我们的莎士比亚是曹禺（1910—1996）老师教的，《雷雨》的作者，他是教务主任，他最脍炙人口的《北京人》就是在我们学校写的。曹禺给我们上剧本课，介绍了易卜生（Henry J. Ibsen）、莎士比亚、奥尼尔（Eugene O’Neill）、契诃夫（Anton Chekov）等俄国、美国、英国的剧作家。我们毕业的时候演了很多易卜生和莎士比亚，还有曹禺先生的《日出》、《雷雨》。这些扎实的训练对我后来导戏、刻画角色性格帮助很大。这些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戏剧家，都在我们学校讲课，可以说我吸收的戏剧知识都是当时国家最好的戏剧家传授的，前后有五年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的电影故事性、戏剧性比较强，跟一般美国电影不完全一样，原因就是我是学戏剧的。

　　早几年我父亲在香港工作，地位很好，也比较有钱，不过我没有留在香港，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父亲因此觉得很失望，因为在过去，解放以前的社会，中国还是个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非常看不起演戏的。在我们学校，一个班才十几个人。我跟陈凯歌的爸爸是同一届的，我们1941年考上学校，一起念书，陈凯歌现在还叫我“叔叔”。当时念的人非常少，因为这个工作在过去的社会被人轻视、被人瞧不起。很多人问我，照理讲应该留在香港，生活蛮好的啊，但我的决心很大，我要往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在那里三年，非常艰苦，饭都吃不饱，但是我们的学术风气很浓厚。

　　

　　您盼望观众从您的电影里得到些什么？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文学一直有两派，一派审美的，一派审丑的。描绘丑陋的也可以教育人，就像《钦差大臣》（The Government Inspector）的作者果戈理（Nikolai Gogol）。我一般是审美派的，希望留下很好的东西，让观众永远记得。我在美国做过几次演讲。我说美国每年拍的几百部电影中，如果有一半像《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 1965）、《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 1940）、《居里夫人》（Madame Curie, 1943）或《北非谍影》（Casablanca, 1942），也许，我说也许，九一一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美国的人文意识在美国更为健全，也许宗教的问题、种族仇恨的问题可以解决，九一一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音乐之声》这样的片子可以帮助陶冶人性，而不是那些枪战、暴力的电影占美国票房的百分之八十，我想世界会更美好一点。

　　我总希望给观众很美好的电影，中国的观众喜欢我的电影是因为他们能懂。我一直希望贡献最美好的东西，因为中国人已经生活得太苦了，我一生的志业都希望经由我的电影、我的电影里美好的东西，给予他们一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