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里，读到了陈丹燕笔下的上海，不同于张爱玲的华美和苍凉，也不同于王安忆的充满市井和油烟味，这是一种温软和绵长感，似一个局外人冷眼在看，但时不时迸出惊喜来。

　　十年后，陈丹燕的新书《外滩 影像与传奇》出版，她用了六年时间，来写一本外滩的书，它的影像，它的传奇。

　　刚从北极回来的陈丹燕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她说，现在还来不及想在北极的感受。电话那头的陈丹燕讲着温软的普通话，一不留神，几个上海话词语就滑了进来，而她下意识地用“街区”这个词偷偷地透露了长年外国旅行对她的影响。

　　外滩 似幻似真的地方

　　陈丹燕这样形容上海：这是一个矛盾重重错综复杂的城市，一个肮脏而无辜、斤斤计较而不设防、毫无清规戒律却又等级分明的欧亚混血儿，一个充满传奇而又非常宿命的、充满成功和死亡诱惑的巨大战场，我能说它是个伟大的地方。它之所以伟大，却不是因为以上的宏大，而是因为它从无数条喧嚣的街道，忙碌的大厦和闪烁的霓虹深处散发的哀伤。正是这种哀伤，综合了大街小巷ART DECO闪闪发光的乐观和炫耀，综合了市民中坚忍不拔的市井计较，综合了通商口岸的暴发的肤浅与嚣张。

　　陈丹燕的声音是少女般的清亮，她对着话筒讲述她眼中的外滩，四岁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上海，在这里上学、恋爱、生子，始终带着局外人的心态来观察和书写这个城市。

　　

　　《城市假日》：这本书的文体很奇怪，前后是小说，中间又杂糅了很多其他形式，是自然为之，还是因为外滩或者说上海本来就是一个融合度很高的地方，所以用了这种方式？

　　陈丹燕：两种因素都有。外滩的历史是没有历史书的，它有很多掌故，但不是像历史教科书那样有严密的论述，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用虚构体来写比较自如，这不像一个人的传记，或者一整个事件的描述，是有根有据的。这和整个上海的历史也有一些关系，它的历史是不自然发生的，不像西安啊北京啊有历史传统，顺着传统往下走。上海的历史有一点戏剧性在里面，因为鸦片战争被迫开埠，飞快发展，很快进入工业社会。戏剧化的部分跟虚构的文体更合适。

　　之前我写过一遍完全纪实体的，不好看。看上去太实了，太真了，太拘泥了，感觉外滩遗留下的很多传说和它很戏剧性的变化被束缚住了。这不是我想要表现的一种东西。后来又写了一遍。所以现在文体就会变得有一点奇怪，四处都不着边，看上去有一点似幻似真的感受。这种感受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做外滩访问的时候自己的感受。一个人当着面告诉你他在外滩的生活，但是我的感受是似幻似真的，包括居民讲的那些生活也不像非常自然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外滩代表了你，但你并没有拥有它

　　《城市假日》：还记得第一次去外滩的情形吗？

　　陈丹燕：其实书的第一章，那个去外滩的小女孩就是我自己。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外滩18号，他在这里工作。遇到的波兰朋友拉拉小姐，这些人物都是真的。最后一章的事件也是真的，有时候用第三者的角度来写可以冲淡一种紧张。

　　

　　《城市假日》：用了六年时间完成这本书，现在去外滩感觉会有不一样吗？

　　陈丹燕：那天我去浦东作演讲，经过外滩。我也没有大家想的思绪万千的，就觉得这个地方是我很熟悉的地方。而没有写这个书的时候，这是我很不熟悉的地方。因为上海人不住在那里附近不大去外滩的，不像游客一定要去看一看。我没有写书的时候是不大去那里的，现在不再为书工作了，也没有理由再过去转一圈。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有谁想要问这里边的什么事情我也很想告诉别人，但也不是说看到它就像回家一样。

　　

　　《城市假日》：会不会觉得越来越冷漠和物质？

　　陈丹燕：一直也没觉得它亲切过，呵呵。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很物质性的地方，和日常生活是不接近的，大家不能生活在这样强物欲的地方。我去了外滩那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外滩的奢侈品店里买过任何一件东西，感觉这不是属于我的地方。大部分上海人，他们的感觉也和我感觉一样。外滩是上海的，但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疏远的。

　　上次我们讨论它到底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我想它在精神上影响上海市民性格，它表现出来的物质主义对上海城市性格里的物质性是有渊源影响的。它很能代表上海的一些特点，商业的、物质的，也是扩张的，也是有野心的。

　　你不能够说它不代表你，但你并没有拥有它。这对上海来讲，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

　　我很遗憾它还有那么强的物质性

　　《城市假日》：它有影响你吗？

　　陈丹燕：外滩对世界的渴望，它必须向全世界开放，才能形成这样一条天际线。这一点是影响我的，这大概就是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旅行的原因。我很希望了解跟中国不同的文化，深入认识欧洲，这可能跟外滩的开放性是有某一种联系的。

　　但是我不喜欢它的物质性，我始终很遗憾的就是它现在还有这么强的物质性，我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

　　外滩重新改造以后，表现出这么强的物质性，一开始我是非常失望的。我也问过自己为这样的地方工作值不值得。后来我觉得我是在写一个真实的地方，并不是我的理想国。如果我在描写一个真实的地方，那我不能对它的缺点视而不见，我也不可以粉饰。如果我能指出它的缺点，而且还愿意为它工作，这是一种接受的态度。

　　

　　《城市假日》：您说用了生命中最好的十年写了外滩……

　　陈丹燕：我刚开始写外滩的时候，这本书其实是外滩的第一章，第二章是外滩公园，第三章和平饭店。后来发现怎么第一章越写越写不清楚，里面事情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本书。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要花费自己很多年的事情。这十年可以说是我创作生命最旺盛的时候，也比较成熟。现在也觉得好的。这个地方有足够的厚度让我可以挖掘下去，有足够的东西让我发现和表达。

　　

　　上海有时候有点亢奋

　　《城市假日》：写了那么多年上海，您对上海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陈丹燕：它是我一生中住得最多的地方，有我的朋友，很多街区有我成长的回忆。这跟狗闻树底下的感受很像的。并不是说你觉得你拥有这个地方，但是我拥有很小的一点点，比如我拥有树下我的气味。上海是一个太大的都市，我不可能对整个上海都了如执掌，有些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在我有限的熟悉的地方，有我中学的同学、幼儿园同学，有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出生在这个城市，所以有那种可以说比较浅的从属感吧。但对整个上海，我没有故乡感，可能生活在这么大的地方，很难有故乡感。

　　

　　《城市假日》：那比如当您在欧洲转了一圈回来……

　　陈丹燕：那个时候我反而是，从上海到欧洲，在德国法兰克福下降的时候，那个时候归属感很强烈。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懂德文的，但是我就知道朋友在飞机场等我了，我知道车下来以后几号公路上去，树两边的情景，然后我会遇见什么，我会吃到什么，那个时候就好像有那么一种归属感。

　　我北极回来那么累，35个小时才到家里。到了虹桥机场，知道我们家有床等着我，有做好的饭等着我，但是我没有一种放下一颗心来的感觉，你得接着奋斗，排队等出租车，哈哈，没有那种安顿，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上海还是比欧洲有意思的地方，对一个作家来讲。

　　在欧洲，到书店去，在咖啡馆写东西，到图书馆看书，或者是自己回来做饭吃，好像就是非常自然，而且不像上海这样澎湃着很多野心。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那种安顿和守本分，使我比较能够安心下来。

　　而这里很多人好像就怕失去机会，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紧张的。好像每个人都要扑过去抓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要退到一边去吧，要不然我挡着你的路了，我老是会有这种感受，而且这种感受老是让人不太舒服。这个地方有时候有点亢奋。

　　

　　《城市假日》：您是如何平衡旅行和写作的？

　　陈丹燕：写了一个太累的东西，我就会希望这个时候能够去一个没有什么熟人的地方，最好语言不要很通，半通不通的，一个人，这样可以有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

　　旅行的时候我也会画点小画，看看我要看的东西，有时候会写一点笔记。

　　我其实不大喜欢和别人一起旅行的，如果一直有人跟在我旁边我会蛮烦的。但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会带着她一起旅行，小孩子的话也会很快离开家的，我希望教她怎么旅行。等她会了我想她也不希望和我一起旅行的，她也希望一个人旅行的，我是这样认为的。